我被泰国遣返
拒绝入境、拘留室里的斗争、与脆弱的身份
我遭遇了最意想不到的一次遣返。
6月17日凌晨，我从纽约启程前往泰国，与家人旅行，但我最终未能抵达目的地。在随后的这一周里，除了飞行之外，我是在曼谷素万那普机场（BKK）的地下拘留室中度过了三天半。几经周折后，我最终于6月23日凌晨顺利回到纽约住所。
“你无法入境”
2026年6月18日晚上11点，在经历了近31小时的跨洋飞行，我落地曼谷素万那普机场。一下飞机，我便加速步伐，希望可以尽早入关休息，第二天计划一早去曼谷移民拘留中心（IDC）探访一位被拘留许久的老朋友。
排队近半小时后，在出示护照和打指纹后，入境官员显露出不屑的表情，表示我不能从这里通关，让我前去入境关口另一侧的区域等待。在用英语与ta们艰难沟通了一阵后，一个上级官员过来引导我到另一柜台继续审查我的身份证件，以及机票酒店等文件。我没有得到我预期的入境章，而是被引导到关口右侧末端的“询问处”小蓝屋等待。
一到“小蓝屋”排队，入境官员立即用“禁止拍照”的贴纸覆盖住我的手机摄像头，周边墙壁及围栏也贴满了类似的警示。ta们随后递给我一张“询问记录表”，让我填写个人信息和旅行安排。我开始了漫无目的的等待，没有人告诉我接下来的程序是什么。
小蓝屋的排队很漫长。最开始我以为就只有外侧那一条可见的七八人队伍，没想到在蓝屋里面也挤满了等待“询问”的旅客，有十七八个之多。在等待了近三个小时后，终于有一个移民局官员让我进入另一个办公区问话。她架起手机对对话进行录像，开始询问我入境目的、旅行安排等。
在十分钟的对话之后，她做出了决定，“I cannot trust you”。她认为我的入境相当可疑，不像常规旅客。她提出的依据是，我曾经在2025年至少两次入境泰国，每次待超过1个月，同时本次入境计划“旅行”时间同样接近一个月，其中一个酒店订单被取消。尽管我做出解释，并提供我家人一同旅行的安排和文件，均无法动摇她的决定。得知决定，我呆坐了许久，诸多的旅游计划此刻已然泡汤。这期间我仍然向其他官员沟通争取重新审查我的案例，但均表示无能为力。
我无奈地回到小蓝屋等待下一个未知——遣返？——的行政程序。在此期间，陆续不断还有更多人的被送到小蓝屋等待询问；目光所及，极少数人最终经问询后能够成功获准入境。凌晨4点半左右，最终，我同一部分的待移送出境的旅客被集体转移到机场某一个地下室办公区进行遣返登记。护照则一直被泰国海关扣着。
登记遣返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在地下室的走廊里，这里有男有女，有在卡塔尔工作的乌干达女性，趁着10天假期来泰国旅游，有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的移工，有来找泰国女朋友的加拿大人，也有到处旅居的白人背包客，当然更多的是中国人：有准备来泰国打工的中国人，也有像我一样的游客。每个人或站着、或坐在不锈钢椅子上，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偶尔有机场工作人员代表航空公司过来与具体个人沟通遣返机票的事宜，部分人在此期间就直接离开去等待登机。
我一直没有等到我的航空公司大韩航空（Korean Air）的联系。
拘留室（aka 贵宾休息室）
6月19日早上8点半左右，在待遣返的地下室等待了4个小时后，机场安全人员单独把我带领到了机场另一处的地下室，关押待遣返人员拘留室（Detention Room）。我并不知晓拘留室的具体位置，在错综复杂的机场内，不同的地下通道和地面间轮换，我被要求跟着走，但无法知晓目的地，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安排。
一进拘留室，满屋充斥令人发呕的烟味，以及带着霉味的冷气与不流通的空气混杂，让人窒息。我随口问了句，尽管很天真，“Do I have to wait here？” 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我在此停留数日，而是以为只是换个地方等待离境安排。那时候还想当然，我也会同很多人一样，很快可以安排飞机前往其他国家。但接下来我的“等待”，不仅仅是单纯的一张机票，还有几天的忐忑和斗争。
拘留室仅由一名文书工作人员和一名清洁工管理，均为女性。其中文书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登记和跟进每一个拘留人员的住宿行政和遣返安排。一旦被关押者与航空公司商定好遣返方案和航班，该工作人员会登记具体的航班时间并协调机场安全人员按时将人带走登机。工作人员同时会负责向待遣返者收取拘留室费用，按天计算，每人一天费用为1070泰铢，关于拘留室（或称“贵宾休息室”）费用的问题后文会详细再讲。清洁工则负责拘留室内各区域的清洁、扫地、送餐以及安排床位，也会在待遣返者的要求下出去购物，适当收取小费。因为人员密集，房间众多，经常早上四点多就可以看到清洁工在各房间清理厕所和拖地。尽管有不同的人员轮换值班，但是多日观察下来，她们每人工作时间至少需12小时，才会有新的人来轮班，期间几乎没有休息的间隙。
拘留室分为几个空间。一个是登记窗口（registration），文书工作人员一般都仅在登记室内走动，通过透明玻璃橱窗与关押者交流。清洁工则会在接收到“新人”后协助入住，主要检查待“入住人员”的行李背包，确保随身行李没有香烟和打火机。粗略检查后，工作人员从登记室递出一条薄毛毯，大小与飞机上的毛毯类似甚至更薄——地下室冷，但是每人仅会分配到一条毛毯；若要拿多都需要经过工作人员同意才行，清洁工无权多分发用品——而清洁工则另外每人配置一枕头和瓶装水，然后引导拘留者到指定上下铺的床位。这便是遣返人员的专属“贵宾休息室”——收费文件里对拘留室的称呼。
我所在的拘留室中共有5个房间，总床位有49个左右。名为“Family room”的房间实为女性拘留房，仅有8个上下铺床位，门口张贴着“no entry”禁止进入标识，内有单独厕所和浴室；另外有一个单独的“Interview room”也是女性专用的拘留房，但仅有一个床位。女性在拘留室的比例很低，一般不到总人数的10%。男性拘留房有三间。其中“Male room”位于最里面，拥有最多的床位，共22张床，为男性房间；另一间称“Female room”，实质也是男性的拘留房，内有12张床位，仅有一个晚上因为新关押待遣返人数井喷，有一个女性拘留者被安排到这一房间的床位。我所在的房间称“Common room”，6个床位，位于整个拘留室的中间，很多人经常会在这里走动和上厕所，也是整个拘留室秘密吸烟的重要基地，抽烟的部分待后续详述。拘留室另有两个“Isolation chamber”，实际用途为储物室和杂物室。
拘留室的人来来往往非常频繁，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人离开，但也有大量新的待遣人员入住。但更多的人是在进拘留室之前就已经安排遣返，进来的则是仍然待安排或者未有合适航班的人员。这里有近九成为中国人，且以男性为主；也有来自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地旅者。高峰时期，所有床位几乎占满，每天的室友也一直变化。我和我上铺几乎是拘留室中呆得最久的，他是在第五天离开的，我是在第四天。
折腾了一整夜，又跨越时区颠倒了日夜，人已疲惫至极。来到拘留室，原以为终于可以躺下歇息，却仍难以入眠。拘留室24小时人来人往、吵闹不停，很多待遣返旅者也彻夜难眠，几乎不可能有一刻安宁。但拥挤和吵闹不是拘留室最大的问题，而是卫生。潮湿阴暗的床铺遍布臭虫（bed bug）和跳蚤，随处可见，甚至即便坐在床铺上都有臭虫直接爬上衣服。一觉醒来，手腕、脚踝、腰间、颈部等关节处乃至耳廓，遍布叮咬痕迹，奇痒难忍——踩死一只臭虫，脚底尽是鲜血。回到纽约后，足足用了十天药膏，我的皮疹方才痊愈。
在后面的几天里，像其他拘留者一样，几乎晚晚难以入眠，嘈杂、叮咬、瘙痒...很晚入睡、又很早醒来。每天都是等到下午精神浑浑噩噩，最后是困到不行才进入短暂的深度睡眠。在这一个没有阳光、没有通风的地下室，我无法确定我当下过的是什么时区。
“你只能遣返回中国”
入住拘留室后，第一件事便是要求联系大韩航空。
在陆续联系了三个多小时后，我终于在6月19日中午成功与它们通话。原本还计划着沟通可否将我遣返到周边第三国，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等免签国家——有新马朋友也迅速提供协助——但对方一开口的回复却让我猝不及防：
“你只能遣返回中国。”
“你没有美国绿卡，这是唯一方案”，对方口气强硬，让我顿时震惊，我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出第三国方案。在长达十几分钟的争吵里，对方没有一丝让步，坚持根据ta们所谓的航空公司规定，只能协助遣返回原籍国。“如果回中国，你今天就可以离开拘留室。”我指出，根据国际民航公约，我不一定必须回到原籍国，尤其是我本次出发点并非中国。
谈判陷入僵局。大韩航空一直坚持遣返中国的唯一选项，并一直以忙碌推诿欲挂电话。我甚至提及遣返中国对我的政治风险，但航空公司完全无视，也不想讨论。我随后要求ta们派代表到拘留室与我直接沟通，ta们仍然拒绝，最后在我强烈要求下才答应当天傍晚6点后会有人过来沟通，但仍然强调，即便与我见面，也将是同样的方案，“不会改变”。当天傍晚6点，我最终也没有等到航空公司代表与我见面，再次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
那天下午，我陷入重重思考。眼前是如此的超现实和荒谬，自从2021年被迫离开后，我从未预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再次面对人身安全危机，或许这是来自我内心的呼声？我自始至终不认为这次的拒绝入境或遣返背后有着政治的驱动，但后果确是极度政治性的。我并没有太多后备方案，在如此脆弱的身份面前，也不会方案。
但更让我感受到压抑的是，身处其中，你丧失了自己极大的能动性。我想起了我原本计划去探访的、仍然身处曼谷移民拘留中心（IDC）的难民朋友。他已经被关押整整5个月了，一直在等待难民安置；原本预定的的离境飞机，接续被取消了两次，均是在起飞前24小时。写作当下，又传出他面临即时遣返的风险。能怎么办？长达半年的等待是不断流逝的信念。我难以想象他所承受的无力感与愤怒，以及未知的危机。
那天上午，他可能还在一直等着我去见他。
还能捞人吗？
我落地曼谷的那几天，泰国政府似乎正在开展一个打压可疑入境者的运动——这一行动仍然持续至今。在6月中下旬，各地机场开始密集出现了大量的遣返，大量旅者涌进拘留室。拘留室里，大家都无法理解泰国入境的突然严格，四处询问是否有“捞人”或“保关”的渠道，毕竟被遣返的成本太大了。
泰国因其免签政策的友好，及不错的旅游体验度，历来是很多旅客停留甚至长时间生活之地。但碍于长期签证并非容易，也存在一定成本，很多人会选择在周边国家之间频繁出入境，以延长两到三个月的停留时间。当然，也因为其政治环境相对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吸引到周边国家的移工，在未获得工作许可情况下入境停留打工。诈骗经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产业。这些自然在泰国海关眼里都不是合理的出入境行为，官方扬言禁止的同时自然也催生了诸多的腐败生意链条。
在中国社交网络，一个被称为“保关”的服务长期隐匿运行，顾名思义即保障海关入境。有别于明目张胆索要小费的方式，中介则通过收费提供入关的保障服务，而背后是错综复杂的中介与官方的腐败合作网络。无论旅者的出入境行迹多么“可疑”，均可以被明码标价来保证入关，风险越高收费越贵，费用自然远超普通签证费。有别于传统的直接收取小费模式，“保关”只是换一种方式将钱继续落入相关人的口袋中。这样的“灵活性”，可以在紧急时候协助受阻旅者——不管是无意的入境文件缺失还是其他被官方刻意针对的问题——直接入关；当然也有人为了避免麻烦，受中介引导而购买这一附加服务。海关里的灵活性，本质支撑着背后活跃的金钱腐败。
拘留室里的旅者，被拒绝入境的理由各式各样，很多人甚至都没被告知具体原因。有明显前来泰国打工的，比如在曼谷从事建筑行业，或其他技术性工种的，但是官方用来拒绝入境的原因往往都是以没有明确的酒店订单和/或返程机票。其中有一个拘留室友经朋友介绍来泰国打工，被拒绝入境后向老板索要误工费和拘留室支出，反手就被老板拉黑微信，置之不顾。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则是主要因为计划停留时间过长，超乎一般旅者的7-10天，而被截留在关口，尽管有可信度的旅行计划也无济于事。我也遇到几个持有完全有效的机票和酒店订单，但仍然被官方挑刺而被遣返，或是因为曾来往东南亚其他国家，如柬埔寨、老挝，又或者因为近一年已经用过两次的免签入境，又或是质疑没有具体的旅行计划——尽管官方并没有要求出示或准备完善的行程；又或因为护照是白本，只因为第一次出国而成为可疑对象....
无论你准备的文件多完善，在拘留室，你总能遇到一个又一个推翻原有预设的“标准”。我相信泰国官方一定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或者标签来识别特定的人，但这种运动式的大量遣返，最后变成了：先把人拦下来，再从中找出“问题”；反正海关官员有唯一的裁量权。
“还能捞人吗”？隔壁房间的一个室友几经寻觅，最后在微信联系上了一个中介。一听中介开价只需8000泰铢，一大波人全部聚拢过去。人头攒动，大家将信将疑，但都迫不及待地添加微信咨询。待更多人加上中介联系方式后，中介却突然改口变成了需要五万泰铢才可以捞人，而且需要先给钱才能办事。这明显超出了很多人的支付能力，先付钱的要求更让人无法信任，不知个中的真真假假。
一个室友也给我推了一个中介。多番交流后才确认，一旦进入到拘留室里，说明拘留者已经正式在系统上登记遣返，无法修改出入境状态，更没有任何中介可以“保关”捞人。至此，大家才认命，继续等待遣返飞机。
“VIP住宿费用”
“您好....我们将带您前往贵宾休息室，您可以在那里等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接您回家。”
机场的地下拘留室被称为“贵宾休息室”，用于“安置”未有返程机票的待遣返人员。入住拘留室时，机场工作人员便会强制要求待遣返者缴纳一天1070泰铢的拘留费用，少部分未缴纳或者费用不足的人员，则会被要求结清费用才予以离开前往登机。
1070泰铢（约33美元）是什么标准？我原本在曼谷市区预订的青年旅舍六人间床位，每晚只需165泰铢（约5美元），价格甚至不到机场拘留室的六分之一。然而，机场拘留室则是更为恶劣的卫生条件，更拥挤的房间，以及无从知晓的定价标准。
尽管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遣返过程所产生的吃住花销（乃至返程机票）不应由个体所承担（ICAO， Annex 9），但没有人向被遣返者主动提及这一规定。面对滥收的昂贵拘留房费，没有人知道不缴纳的后果是如何，也没有人敢承担未知的后果，只想尽快离开拘留室。
大家对于拘留室费用的情绪是愤怒的。一次有新人来，机场人员要求他缴纳费用，新人很犹豫，拘留室内的其他人就在旁边起哄，让他不要付钱，集体叫喊着“No Money!”，更加让新人坚定不付钱。最后因为围观的人太多，现场难以控制，拘留室的清洁阿姨就开始威胁大家，“No Money No Food”——大意就是，继续起哄，大家中午全部没饭吃。最后这位新人得以避免缴费，但是，无法保证离开的时候不会再次被威胁和强制收取费用，拘留室里的很多人最后也会因为拘留时长超过原有的已缴费用而需要额外补钱。
上铺室友同样是少有的一个主动拒绝交钱的被遣返者。他持有一周内中国往返泰国的机票，但是仍然被以莫须有的缘由遭遇遣返。他被拘留时就被告知，需要其自行支付改签的机票以及“VIP住宿费用”。他拒绝额外支付改签费用，“我反正没工作有时间，回去也挣不到钱，还不如在这里待到一周后（6月25日）原机票返回....反正要我花钱重新买机票是不可能的。”他同时也在入住时拒绝缴纳拘留室费用。
面对如此不合作的态度，航空公司起初也对他置之不理。直到三天后（6月20日）中午，工作人员终于主动来拘留室找他，为他免费改签好了机票，新的返程是当天。然后当他准备收拾行李的时候，机场工作人员要求他缴纳拘留期间的住宿费用。一听到费用，室友直接怒了，“No Money”！ 工作人员竟然直接把改签后的机票和个人文件直接当场撕掉，室友则径直走回房间，放回行李继续睡觉。
6月21日，机场工作人员再次来找他沟通。劝他妥协，威胁若拒绝付款，以后来泰国会有麻烦。有拘留室的室友也开始在劝他，“没必要在这里耗，对自己没有好处”，“这样耗下去，得不偿失，最后花钱更多....” 最后，上铺室友终于松嘴——再加上经历了下文的香烟冲突后——愿意支付五天的住宿费。他最终于6月23日下午离开，回国后给我发了信息报平安。
我似乎是其中另一个极少的例外。拘留入住的时候并没有人要求我缴纳费用，当我得知所有人都必须缴费的时候非常震惊。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可以成功规避这一费用，离开的时候必然要面对这一不合理“VIP住宿费用”。我脑海里开始不断构想着如何抗争的策略和场景，但是每每想到此，又充满着无尽的迟疑和挣扎。我并没有太多的筹码可以跟ta们斗争——因为有着遣返回中国的潜在高风险，我需要尽快离开此地，任何的政治对抗都可能加剧这一危机。在里面的时日，我一遍一遍地构想反抗的剧码， 但一次又一次将其否定掉。
香烟的斗争
拘留室禁烟，但拘留旅者总能找到办法抽烟。
尽管在入住拘留室时，清洁阿姨会尽力检查待遣返者的随身行李包裹，但是如此大量、频繁收进遣返人员，还得兼顾清洁和监室的日常饮食，清洁工显然无法详细检查每个人的物品。这让部分人得以将少部分香烟和打火机带入到拘留房间内。香烟藏匿进拘留房后，下一步便是，如何在拘留室内安全抽烟。
我所在的房间是抽烟的秘密基地。位于拘留室的中心，多人来往走动，是大家讨论事情的集会中心，也让更多人有借口在此处停留聚集。但更关键的是，房间内的厕所天花板的一破洞，成为了绝佳的香烟藏匿地点。大家会将香烟藏匿在天花板洞内深处，一般人难以触及的地方，同时将唯一的打火机藏匿在其他房间角落。
抽烟时，为了避免烟味明显，烟民们会采取吸一口，然后将烟雾吐进马桶的策略。因为供应有限，一根烟通常分几个人抽，所以大家分工也明确，抽完的人会在门口看风，避免清洁阿姨察觉。但其实烟味很容易被察觉，所以抽烟的时机经常是趁清洁阿姨忙碌的时候，比如去订购/搬运餐食的、在外办事、或者半夜的时候。
一旦有人抽烟，阿姨其实很快就能察觉到，但是奈何大家配合迅速，放哨的人会马上提醒大家，然后“烟会”马上就散了，工具也都很快被藏匿。尽管阿姨能大概猜到具体哪些人在抽烟，但没有证据；即便一直被威胁“罚款5000泰铢”，只要没被抓到，大家也不在乎。只有一两次，抽烟痕迹实在过于明显，惹怒了清洁阿姨，阿姨将各个拘留房门反锁，短暂限制大家跨房间走动和交流，但半小时后又重新开放了。
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6月20日。一整条“万宝路”香烟成功“偷渡”进入到拘留室中，引发了内部极大的轰动。这一下子让很多烟民顿时香烟自由了，“卧槽，早知道不用愁抽烟，我干嘛要答应ta们改签早点出去呢”，我上铺的感慨。这天，大家偷偷抽烟的频率更高了，也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将烟外包装直接仍然公共垃圾桶内。当天晚上，清洁阿姨估计仍无可忍，报警让机场警察进来搜查，重点便是我所在的房间以及我的上铺——一直被视为重点吸烟组织者。
警察来了两次。第一次，三四名警察在我所在的房间翻查了好几个床铺，都没有发现香烟的痕迹。但最后还是在厕所天花板发现了打火机和一包香烟。警察于是凶狠翻查了上铺的床位和个人物品，但是上铺室友坚决拒绝承认，警察也无法确认香烟所属者，但是在混乱的翻查中，警察趁机对上铺室友暴力扇了一巴掌。一个小时后，警察再次突袭，这次ta们在天花板更深处发现了几乎一整条的香烟，并再次翻查上铺室友物品，这次甚至要求他全身脱光只留底裤。被隔离在外面的其他拘留者则在外面一直喊嚷，“警察为什么要针对人”，以此来支持上铺室友。当时在睡觉的我，躺在下铺全程见证着这一过程。
“妈的，我真的想搞（打）回去....但是这里啥摄像头都没有，最后还是我吃亏。”上铺室友被扇巴掌后闷闷不乐，一整晚躺在床上极为郁闷；时常也有其他室友过来问候，既愤怒但也极为无奈。仅此一役，他估计也被吓到了：两次对其的针对性搜查，他开始担心自己会被警方额外报复。原本坚持一直坚持不（自费）改签机票、拒绝支付拘留室住宿费用的上铺室友，第二天也开始松口，最终在坚持了五天之后，也选择提早遣返回中国。
当然，在大家原本以为香烟斗争会随着打火机的缴获也就此告一段落时，上铺指向了另一位俄罗斯的室友——还有一个幸存的打火机。尽管如此，此后两日，拘留室内的残留烟味明显消散，偷吸的情形在警告之下大为减少，我甚至不再需要在入睡时佩戴口罩以隔绝烟味。
回顾多日的香烟斗争，从原本的“猫捉老鼠”式的偷抽，到外部警察的暴力介入，作为一个非烟民甚至讨厌吸二手烟的人，却不知道此刻该开心欣慰，还是叹气。
“你可以购买回美机票了”
与航空公司的拉扯无果，我只能寻求重新回到美国的选项。但是奈何航空公司认为我并没有绿卡，无法保障我可以重新进入美国，拒绝我回到旅行起点的要求。
6月20日，我的律师得以成功联系上移民局和航空公司，迫使航空公司松口：若能保证第三国可以接收我入境，便可以考虑第三国的选项。当天下午，航空公司终于主动联系我，要求我提供美国的学生签证和文件证明，同时需要待美方海关批准后才能够原机返回。
至此，事情才出现最终转机。我自然能够理解航空公司的考量，若我无法再次入境美国，航空公司将面临罚款，所以，最为保险的、所谓“合规”方式便是将我遣返回中国，而无视背后的政治后果。“我们不谈政治”，航空公司自始至终漠视我的诉求，直至律师的介入。如果没有外界的介入，普通的拘留者在面对如何遣返，以及拘留室的安置时，几乎没有话语权可以与航空公司或移民当局沟通。
6月21日晚上11点，半睡半醒中，我被拘留室工作人员叫醒听电话。“你可以购买回美机票了”，航空公司转达了来自美国海关的初步批准。ta们随即提供了两个回美机票的选项：一个是三小时后，另一个是第二天早上10点的航班，前者费用为3500美金，后者约2100美金——两个天价机票。
我续询问，是否航空公司应该支付此费用？电话另一方直接拒绝，“你必须自己购买机票，我们才能送你回去”。我提出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并非如此，航空公司有责任承担任何必须的交通支出。对方拒绝，不再解释。我知道再耗下去对我无益，只能告诉对方订票后会把具体航班告知。
我能拒绝支付吗？我忍受不下这口气，若没有人身风险，我并不介意继续呆在拘留室内继续博弈。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和我的劳工团队多年前所遭遇的行政拘留。为了避免将案件转向刑事化，进而影响其他被拘留的同事，我不得不做出诸多妥协，不敢轻易对拘留所的不公待遇作丝毫抗争，也承诺中止当时所做的工人组织工作，以及对当局公开的案件反诉。而此时此地，面对眼前的处境，我似乎依然没有拒绝的资本。
得知可以离开的那一刻，我并没有感觉到兴奋。从突然的拒绝入境，到面临遣返中国的危机，到几经周折重新被允许返回美国，短短五天内，起起落落，一切是如此的超现实。诸多的计划被打破，身份的脆弱性，又不得不忍受一路的不合理与权力压迫，和诸多的妥协。失落又憋屈，一种对于自我的失控感，身心疲累。
“Hidden agenda”
离开的这一夜，难以入眠。拘留室内有人大声打呼，此起彼落；也有人枕边的iPad播放着杀人案猎奇解说，一遍又一遍地循环播放；有人彻夜难眠，在走道边聊天侃大山，也有人手机一直播着各种武侠短剧，还有的发着微信语音。凌晨四点半，清洁阿姨已经开始清扫房间和厕所了。我迷迷糊糊，在努力睡觉，或许是被床上的臭虫咬得慌，四肢奇痒，又或者是还未缓过来的遗憾与离开前的焦虑，对泰国之旅的不甘。
我的飞机是6月22日早上10点。早上8点左右，机场工作人员从拘留室将我“领”出来。在文件交接的时候，我意外地并没有被要求支付四天的“VIP住宿费用”。我没有被告知原因，也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情况，只记得那天拘留室值班的是一位对我最为耐心的工作人员，曾经不厌其烦地帮我联系航空公司，即便基本得不到回应。
我向机场人员提出能否查看下我的遣返文书。他起初以内部文件为由拒绝，最后允许我快速看一下。在翻译软件的协助下，我一眼看到了泰国海关对我的指控，“it is plausible that they have a hidden agenda.”
Hidden agenda（隐藏议程）？
返程的一路，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一个问题：我有什么隐藏的议程？如前面所述，我自始至终并不认为导致我拒绝入境是政治驱动的，但在任何国家机器面前，我似乎不可避免都会成为行走的“可疑之人”。或许这次泰国的危机，只是因为“纯粹”针对潜在的诈骗团伙进行强势、乃至盲目的入境打压，但作为一个没有土地归属的行动者，在当局看来，我的行迹又与所谓的“可疑罪犯”有多大的不同？频繁地出入境，多年未（能）回国，异于旅客的中长期停留，道不清的出行计划......我该如何解释长期的在外漂泊？
是的，我的确有隐藏的议程。作为行动者，我需要在不断移动中找寻新的实践场域，探索重新建立在地链接的机会。流动本身成了行动者身份的一部分，也是议程的一部分。身处威权下的行动者，一切的流动和交互都被附加了别有企图的标签，存在本身就会成为了时刻被怀疑的对象。我看不到有任何可以走出这一“循环”——一个国家定义的“不正常”——的可能。
异议者的身份，又叠加了无尽的妥协与脆弱。我们必然懂得反抗的价值和解放性，但同时又陷于边缘的身份，无法自主，这才是最为痛苦的历程。我可以跟航空公司抗争到底吗？我能够为拘留室中的不公和暴力站出来吗？我可以组织集体的不合作、动员大家一起不缴费吗？我可以像一位加拿大旅者一样直接公开叫嚷泰国警察吗？或许这过程中我做的仍然不够，但身份的枷锁确实是如此的真实和深刻。身份状态与反抗的交叉性，似乎再次“佐证”了我有着自我心虚的隐藏议程，那么，我该如何可以光明正大地面对这一切暴力？
遣返的一路非常的反讽。我像一个随时会跳机的“罪犯”一样，每时每刻都有人盯着，在单独的隔离区候机、最后一个登机、最后一个下机，在转机时也专人跟着，连上厕所也是。好笑的是，还有一只猖狂的臭虫跟随着我的书包到达转机的首尔机场，被我发现。再次抵达纽约后，我才得以重新拿回我的护照。美国海关已被知会我是被遣返者，在小黑屋询问后才放我入境。流浪的这一周似乎极为漫长，但终于告一段落。
8月初，我再次入境美国，不出意外地再次例行进入小黑屋审查。我知道，这是一个有着“hidden agenda”的可疑旅者未来将长期背负的身份印记。